从陶到瓷的演化与递变

瓷器是陶器中的精致者，同时也传递着这样的一个信息：瓷器蕴含了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和土的敦厚，而陶器则是瓷器诞生之源头。在中国古代，将陶器的发明归功于一位圣人——神农氏。宋《太平御览》卷八一三引《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

事实上，神农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还发明了原始农业，将两项人类史上的重要事件集于他的身上，寄托了人们对农业和原始制陶术的珍视，也说明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我们的祖先从长期的采集、渔猎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生活。

在种植五谷、驯养牲畜的同时，开始懂得用粘土作陶器。陶器出现以前，人们已学会用植物的枝条编成筐、篮来盛储物品，尝试着用一层由水和粘土调制成的泥料填补筐篮的缝隙，但干燥之后泥土容易脱落，存放在筐篮内的粮食类的物品会由孔隙中泄漏出来。后来人们无意发现，

填充泥浆的篮筐被火燃烧之后，上面的泥皮不仅未受任何损害，反而变得十分坚固，可以作为盛水、汲水的容器，于是人们联想到利用火来烧制陶器。人类对人工取火方法的掌握，为陶器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大约距今一万年前，陶器出现了，这种火与土漆胶相溶的艺术是人类技术史上的伟大创举。

最早的陶器是用手捏制或用泥条盘筑而成的，而制陶所用的原料是不加淘洗的粘土，亦称“陶土”。后来，人们学会了选择陶土，并且懂得如何去掉土中的砂粒、石灰和草根等杂质，于是出现了胎质较为细腻的陶器，现代人称之为“细泥陶”。受泥浆遇火而变坚硬的启发，人们意识到火在制陶中的作用。

根据推测，最初的陶器烧成是在露天完成的，很可能把晒干的陶坯投放在篝火中烧，但是烧成率很低，几乎见不到完整器。以后渐渐懂得把陶坯码在柴草上，点上火以后，不断续添柴草以保证火势，经过2-8个小时烧成。因为烟火随风飘动，受热不均匀，陶器表面的颜色或深或浅，胎体还达不到坚固耐用的程度。

今天在云南西双版纳生活的一些民族仍然露天烧制陶器，为我们了解原始烧陶技术提供了鲜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火的温度是烧造陶器的关键，又观察到将火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就便于温度的控制。于是就地挖穴，将干燥后的陶坯置于穴中，由此最早的穴窑诞生了。

在梁朝顾野王的《玉篇》中曾提到，陶器的“陶”原本写作“简”，明人张自烈在《正字通》里又进一步解释说，“每”与“窑”相通，而“窑”字是由“穴”与“缶”组合而成。从中国汉字的造字规则来解释，“缶”置于“穴”下而为窑，于是很多学者认为“窑”字的出现与早期人类用穴窑烧陶有着必然的联系。

根据考古发掘，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均发现了横穴窑和竖穴窑，可知穴窑在中国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从无窑到穴窑，使窑温由原来℃上升到℃，为陶器的烧成质量提供了一个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的祖先进一步掌握了粘土的特性与火的性质，并且懂得赤铁矿中红、黑变色的原理，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彩陶。

后来，人们发现了一种白色的粘土，它可塑性较强，拉成坯体后不易变形，烧出来的器物洁白美观，这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白陶。早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里，就发现了不带任何图案装饰的白陶。到了商代，白陶的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胎质洁白细腻，当时的工匠用凸雕的方法，在器表上雕出了美丽的花纹，呈现出高贵典雅的

艺术效果。经测试，白陶是由“高岭土（Kaolin）”制成，它的成分和烧成温度均适合作瓷器。说明我国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知道使用高岭土作陶器，它的使用不仅对由陶过渡到瓷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后世瓷器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陶器使人们摆脱了仰天赖地的生活习惯，但它们的表面粗糙，不易清洗，遍布胎体的气孔也容易使液体渗漏。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我们的先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发明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在距今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表面涂有一层陶衣的彩陶，虽然有些陶器表面打磨的目的是为了美观，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胎体渗漏的作用。

距今年的龙山文化的黑陶，在烧成后期用烟熏法使烟气冲入到气孔中去，从而达到了减少渗漏的目的。现在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陶器烧成后，趁热将虫胶涂抹在陶器的表面，虫胶在高温下熔融会堵塞气孔，防止陶器在盛装液体时向外渗漏，这种方法也应该是古人常用的方法之一。

在上海马桥和浙江江山出土的陶器，表面上均涂有一层含有少量玻璃质的外衣以避免液体向器外渗漏，这种陶器被形象地称为“泥釉陶”。我们祖先所使用的这些方法为釉的发明积累了宝贵经验。

“釉”是一种玻璃质，可以施于陶器的表面上，起到了美观和保洁的作用。后来，陶工们有意识地用烧好的草木灰拌入稀释的陶土泥浆中并搅匀，涂在尚未烧制的器物表面，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草木灰釉。

经长期探索，人们终于发现在草水灰釉的基础上再加些普通粘土、石灰质粘土或石灰石可以弥补这些不足，这样就发明了石灰釉。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文化地层中发现了带有石灰釉的器物残片。另外在河南安阳的商代晚期遗址以及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早期遗址等均有类似的发现。

石灰釉的出现，说明当时的窑炉结构进一步得到了改造，从而提高了窑内的烧成温度。如果没有这样的高温窑，釉的发明也不可能实现。通过对商周时期带有釉的残片进行测试，发现它们的烧成温度达℃左右，釉里已有较多的玻璃质形成，胎体烧结致密，叩之能发出清脆的声音，吸水率低，已具备了瓷器的一些特征，现代人习惯称之为“原始瓷器”。

原始瓷器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胎体的白度、釉的透明度和窑炉的温度是烧成瓷器的必要条件。又经过了一千余年的探索和实践，在浙江地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瓷器，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汉王朝。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学者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对大量的陶器和瓷器标本反复测试研究之后，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瓷器烧成必

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在瓷土的选择和加工上，降低三氧化二铁，提高三氧化二铝；二、在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烧成，使胎质致密坚硬，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三、在器物的表面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胎釉紧密结合，釉层不易剥落，厚薄均匀，吸水率低于1%。

从陶器到瓷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造就出了这种美丽的器皿；同时也在世界文明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碑文上赫然镌刻着：瓷器，与中国四大发明比肩而立。

“瓷”字的由来

提到“瓷”字，人们自然联想到瓷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瓷器的国家，在公元前年左右的商代，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原始瓷器。后经历余年的过渡，至东汉时期诞生了成熟的瓷器。然而，和瓷器的滥觞时期相比，“瓷”字的出现却略晚了一些。

翻开史书，“瓷”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并将其解释为瓦器。结合近年来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带有“资”（瓷）字的木简，上面开列的食物名称、数目与出土的22件硬陶罐中所装的笋、梅和鱼骨相吻合。表明当时的“资”（瓷）指的是素面或带有一层薄釉的硬陶器。值得一提的是，在《说文》里“陶”也被释为瓦器，说明汉代“陶”和“瓷”并未被明确地区分开来。

两晋时期的文献明确写到了“瓷”，指的是一种表面带有不同色釉的器皿。在传为晋人葛洪或梁人吴均所著的《西京杂记》里曾有“清醪既成，绿瓷既启”的记载。晋朝的另一位文人潘岳在《笙赋》中提到：“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鄙。”

这里谈到的“绿瓷”和“缥瓷”，虽然没有反映出瓷器的细部特征，但根据近世发掘的考古实物，可推知它们的真实身份是浙江地区生产的青釉瓷器，简称“青瓷”。同一时期吕忱的《字林》一书中出现了“瓷，白瓶长颈”的记载。

唐代，中国瓷器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南方地区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代表，而北方以邢窑所产白瓷为典范，从而奠定了“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格局，也使唐代文人雅士对“瓷”的认识日渐深入。在他们的眼里，瓷器中的上品应具备“类玉类冰”、“类银类雪”的美质，这和今人的判定标准如出一辙。

“瓷”字也屡见于唐人脍炙人口的诗句中。如皮日休所作“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将瓷器的造型、胎质及釉色作了生动的描述。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里关于“瓷”字的记载比比皆是，如“越瓷类玉”、“邢瓷类雪”等等。

到了宋代，有关文章著述里对“瓷”字的解释越来越接近其本质。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类篇》及丁度等人修定的《集韵》中称“陶器之致坚者”。即指出了“陶”和“瓷”之间不可分割的工艺联系，也强调了“瓷”最基本的特性是胎质坚致细腻，这也是现代人区别陶器和瓷器的要素之一。

瓷器需具备的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覆盖器表的釉层，但“釉”字的出现比“瓷”字晚了许多。唐人张酸在《考声切韵》中说到：“瓷，瓦类也。加以药面而泽光也。”这里的“药”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瓷釉。丁度《集韵》一书里对“釉”字作了进一步的解释：“釉，物有光也，通作油。”明人张自烈在《正字通》里讲到：“釉，磁器、漆器光泽曰釉。”

在中国历代文献和文人笔记、诗著里，“瓷器”通常被写成“磁器”。很多中国的字书将“磁”解释为“瓷”的俗字，磁器也泛指瓷制器具。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瓷器”与“磁器”不能相提并论。如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第八卷中曾经论述到：“磁”和“瓷”不能相通。

“瓷”是陶器之坚致者；而“磁”是一种产于古邯郸的石料的名称。“磁器”之名源于古代磁州，因当地瓷器是以磁石制成胎泥，故以“磁器”命名。当代一些学者据此考证，“磁器”不同于“瓷器”之处是，它们拥有坚硬的胎质，而且失掉了吸水性。

但胎釉还未达到半透明的程度，因此是一种介于陶、瓷之间，相当于国际上流行的“StoneWare”或“灯器”。可见，前人将“瓷”写成“磁”字，也是二者之间音意相近，以讹传讹而日渐演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

尽管一部分古人试图对陶和瓷加以区分和解释，当时的人们也确实能感受到两者在外观上的不同，但还是将其混为一谈，没有明显的文野之分。清代蒋祈的《陶记》、陈浏的《陶雅》以及前面的《景德镇陶录》，书名上都贯以“陶”字，但里面却实实在在讲的是瓷器。

现代学者出于学术的严谨，在论文著作里将陶和瓷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但在文人艺术家的眼里，还是对“瓷”的母体“陶”兴趣有加，一些工艺大师举办的个人瓷器作品展，展览的名称却是“某某大师陶艺作品”，名片上也写着“陶艺师”，而不是“瓷艺师”。由陶到瓷，是生产技术和人们认识的进化，但人们对“陶”的情感并未退化。看来，以“陶”代“瓷”之现象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