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商为女：

《聊斋志异》女性商人形象浅析

摘要:《聊斋志异》全面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女性商人的生活，对其婚恋、生活、商业等作了细致的描摹，展现出了当时女商人的形象。她们既有作为一般商人的共性，还具有作为女性的独特性。一方面，她们突破了传统藩篱，展现出了高超的经营手段和自立自强意识的萌芽；另一方面，其突破又是有限的，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未完成角色的完全转变。女性商人的这些形象特质，是对时代的回声。

关键词:《聊斋志异》；女性商人；明清；商界小说

　在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成为一种最普遍的模式，女性的重心更多在于家庭内部。“《徽郡六邑评》所谓黟县‘男耕田，女绩麻’，盖纪实也”[1]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情况。女性稍有较多的对外交际和家庭事务以外的活动，就可能背负不守本分、不务正业的骂名。[2]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结如下：“三纲”话语中的“夫为妻纲”确立了男性地位之于女性的优越性，对于女性才能的评判常常打上深深的性别烙印；此外，古代商业活动为代表的家庭外部活动，大多需要栉风沐雨、长途跋涉，活动风险性大，在传统性别话语体系之下，呈现出适于男性从事的特质，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三是在传统家庭架构中男性被赋予了家庭支柱的重要性，而活动范围却又常常在家庭外部，女性默默守持家业便被认为是自然之举。　

男耕女织图

由于上述原因，在古代商界小说中，男性商人成为绝对的“主角”，女性虽多有出现，但多被赋之以“商妇”的名义。《潇湘录·孟氏》描摹了因苦于等待而红杏出墙的商妇“孟氏”形象。《贺氏》则表现了传统的“贤妇”形象，“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无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怨，可谓贤孝矣！”[3]到了唐宋两代，女性商人形象开始在商界小说中萌现。《河东记》《稽神录》《玉堂闲话》中所描述的女性商人多呈现“超人”的色彩、“非凡”的力量。唐代小说中的女性商人“商贾女郎辈，不曾道生死。”[4]南宋时，女性形象再次出现在商界小说之中。《夷坚志·侠妇人》塑造了一位经商治生、致富养家的女商人形象，却“不知何许人也”。

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日趋浓厚，张居正就提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5]一些法律和法规也开始向商业倾斜，《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四：“古人立法，厚本而抑末；今日之法，重末而抑本。”商业及商人得到前所未有的看重，商人的地位日益提高。关于女性商人的描述也有所增加。《喻世明言》中的《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三刻拍案惊奇》中的《冰心还独抱恶计枉教施》以及《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小二》、《鸦头》、《云萝公主》、《江城》、《柳生》、《细柳》、《农妇》、《阿纤》、《阿绣》等均有对女性商人的描摹。其中，“《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当中被看作是明清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而且被誉为精神启蒙和妇女解放的先锋。”[6]，相较于前代商界小说，它集中、全面且正面地反映了女性商人的生活，对其婚恋、生活、经商等做出了细致的描摹，因此，下文将以《聊斋志异》为例，浅析明清时期女性商人的形象，若有不当，敬请指正。

[1]嘉庆《黟县志》，卷7，《地理风俗》

[2]谢志远：《中国古代商界小说中的女商人形象及其价值》，《湖南商学院学报》，第20卷，第6期，年12月

[3](唐）柳祥：《潇湘录》

[4]卢仝.《寄赠含曦上人》,（清）彭定求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

[5]《张太岳集》卷三《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6]徐艳蕊：《从聊斋志异的性别话语质疑传统文学经典的合法性》，[J].河北学刊，（07），第页

一、为商：女性商人的经营手段

尽管是女性商人，由于其从事的仍是一般商人的商业行为，这就决定了她们具有作为一般商人所具备的共同特征。《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女商人形象多具有较为统一的特征：善经营，会管理。

一方面，《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商人秉持了儒商的情操。儒家思想是其神，商业作风为其形。她们以儒家的理念来指导其经商活动。具有鲜明的儒家底蕴。这一点相较于前代对女性商人的描写显得尤为突出。《板桥三娘子》中的三娘子“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旅多归之。”[1]而背地里则是唯利是图，采用不法手段的奸商。《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以儒家价值为尺度，塑造了一大批儒商，其中就包括众多女性商人。如《小二》中的赵小二拿出巨款帮助二百余户乡民解决启动资金的困难，还组织不会耕作的闲散童子采集荼蓟，论价收购，坚持了20多年之久。在大饥之年，她又把所购的荼蓟和粟无偿分给乡民，帮助全村度过了灾年，免除了流离冻馁之苦。《农妇》则刻画了一个自食其力且乐善好施的女商人影响，“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有赢余，则施丐者。”[2]蒲松龄对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自身的经历，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被迫弃儒经商，儒商结合的人物。“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而家苦贫。操童子业至二十余不得售，遂去而贾。数年间，乡中成为素封。然权母子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及也。”[3]加之淄川县素有“不贱商贾”的传统，弃儒经商的现象较多，因此书中儒商化程度较高。

另一方面，女性商人精明强干，具有很强的经商能力，这一点在《聊斋志异》中表现的较为普遍。如《小二》中对小二描写道，“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数年财益称雄”。小二在经营管理方面是很有天赋的，能够在技术方面给工人进行指导，在人员的工作安排上也很有方法，每个仆人都有事做，在人员管理上还有自己的方法和特色，考核到位，赏罚分明。蒲松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世言女中丈夫，犹自知非丈夫也，妇并忘其为巾帼矣。其豪爽自快，与占剑仙无殊，毋亦其夫亦磨镜者流耶？”又如《阿纤》中女子阿纤嫁给“贸贩为业”的商人奚山的三弟为妻，“昼夜绩织无停晷”，与丈夫致富后，不忘旧恩，周济经商不利的大哥奚山。再如《江城》中“勤俭，又善居积，三年翁媪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农妇》中在怀孕分娩之后“自赴颜山”，“负重百里”，《柳生》中的周生妻子“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均塑造出了具有经商头脑的女性形象。

能在男权社会中闯出一番天地，这就足以证明女性商人的能力：她们有些人的经营方法甚至超过了男性，有一定的战略眼光，选择的生意稳妥可盈利，同时她们也善于财务管理，对钱财方面的事情计算得极其清楚，在管理到位的情况下可有效地控制下属的不廉洁行为。如马瑞芳先生所言：“小二工场新产品以奇取胜，宛如黄英的菊种以佳取胜；小二开琉璃厂致富，宛如黄英艺菊致富；小二训练工人治琉璃，宛如黄英课仆种菊。”[4]经济上的独立，也使她们能够保持个性上的独立。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属物，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甚至成为家庭的主心骨，拥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八十六，中华书局年版

[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3]《蒲松龄集·蒲氏世系表》

[4]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论聊斋志异》，北京：中华书局，年

二、为女：女性商人的独立意识与角色转变

　　作为一般商人中的女性商人，呈现出来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一个“女”字上面。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女性在儒家话语体系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符号。《礼记》中有“男女授受不亲”（《礼记·坊记》）、·“男女不杂坐”（《礼记·曲礼上》）、“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礼记·内则》），如此等等都是封建意识形态强加给女性的不平等教条。在商界小说中，女商人随着自身身份的变化产生了众多新特征，但又难免在不同程度上有上述色彩的存在，成为她们不同于一般商人的个性特征。

细读《聊斋志异》中关于女性经商的篇章，会发现作者一般存在这这样的心理定势：作品中女主角多容颜姣好、头脑精明，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商人，而男主角多为软弱忠厚之人，大有扬女抑男的意味。如如《细柳》中的柳娘被丈夫评价为“眉细“腰细，凌波细，且喜心思更细”。柳娘替高家生下儿子后?作为女性传宗接代的任务已经完成，便“女于女红疏略，常不留意，而于亩之南东，税之多寡，按籍而问，惟恐不详”，在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后，进而垄断了丈夫的当家作主，她对丈夫说：“家中事情置勿顾，待妾自为之，不知可当家否？”“生如言。”《侠女》中的侠女，顾生“问所业则仰女一指”，说明她从事小手工业生产，顾生“徐以同食之谋式之”，愿意养活她，但侠女“默然，意殊不乐。”女性商人摒弃了传统“男尊女卑”的关键，展现出了新型具有经济独立意识的女性经营者形象。“她们与封建社会要求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已经不是只知‘三从四德’的男性附庸，而是封建末期出现的新女性，是近代中国女商人的前身。”[1]这些成功女性背叛了中国自古以来“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劳作模式，干起了自食其力的个体经商实业，体现出了女性商人平等意识的增强和经济独立意识的萌芽。“女权思想既不是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也并非仅出现于西方，其明朗化和自觉化历经相当长历史阶段的酝酿积累的衍化。”[2]

同时，女性商人也表现出婚恋方面的自强自立。明清时期，主情派倡导男女自由追求婚姻爱情，并且在婚姻中注重“情”的因素，鼓励女子可以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这一点在主情派代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就有很深刻的体现，汤显祖极力赞扬了杜丽娘这种对爱情执着追求的精神，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女子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这种反抗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但却是思想进步的一种体现，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表达出了渴望女性解放的思想，这基本上是通过女子对封建婚姻的反抗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反抗精神在商女身上的表现最为突出。蒲松龄在商女的婚姻爱情故事中对封建礼教婚姻制度提出了挑战，私奔、无媒而聘都出现在这些故事中，白居易在新乐府《井底引银瓶》中提出“止淫奔”，“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频繁”[3]，可见这种行为在当时是被世人所不齿的，而蒲松龄笔下的女商人们完全不她们敢于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藩篱，从情感意愿出发，自主择婚。丁紫陌“长于女三岁，文采风流，颇相倾爱”，与小二同窗五载，一直对其念念不忘。小二不顾家庭的阻挠和礼教的束缚，与他逃离白莲教，私自结为夫妻。贫困时，丁紫陌十分忧虑，而“女无愁容，但质珥。”并从绿林之雄的富邻“暂假千金”。开琉璃厂时，“女自持筹，丁为之点籍唱名数焉”改变了家中被动从属的地位。马子才婚后以黄英卖菊花致富为耻，黄英毫不妥协，“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己，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尊重丈夫，却不盲从。她们不再满足于“夫唱妇随”、“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定位，不因丈夫的观念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自强不息，追求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风采。女性商人积极争取婚姻中人格和经济的独立，摆脱了传统的附庸地位，实属一大进步。

而如上文提到的，女性商人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女性的烙印。《鸦头》中的鸦头准备与丈夫王文共同开店谋生，“女曰：‘何必此虑。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尽管经商念头和主意是作为妻子的鸦头提出，但在真正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却是“女作披肩，刺荷囊，日或获赢余，顾赡甚优”。女子主动退到家中，丈夫直接面对顾客。面对母亲私奔的责问，鸦头则回答：“从一者得何罪？”用传统三从四德的观念来为私奔“美化”。《柳生》中周生的妻子尽管有决胜商场的才能，但碍于“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封建训诫，只能垂帘。又如《细柳》中作为高生妻子的细柳，具有天生的经商才干。“家中事情置勿顾，待妾自为之，不知可当家否？”然而，面对一些对外交往的商业事务时，她又展现出了传统女性的特点，主动要求经商当家的细柳面对官府追税赋之人的责任时，她“弗出”，仍然让丈夫出面，丈夫直言：“细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痴男耶？”尽管她们身上有了独立、自强意识的萌芽，但仍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二重性。“二所为殆天授，非人力也”，作者将小二的聪明才智、善经营懂管理归结为“天授”，将她的成就与幸福生活归结为丁紫陌劝说教导，这是有失公允的。黄英课仆种菊，尊重丈夫而不盲从，婚姻似乎已经不是捆绑她的枷锁。但后来仍“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终究逃不过“相夫教子”的人生信条。作为成功女性商人的细柳，也如黄英一般，难以摆脱相夫教子的宿命。

[1]马瑞芳：《马瑞芳将聊斋》[M].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何天杰：《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J].文学评论，（5），~

[3]顾学颉、周汝昌：《白居易诗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第页

（本文注释从简）

　　总之，《聊斋志异》中从女商人形象本身所内涵的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来看，她们大多突破了传统女性依附男性的形象，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价值，预示着女性发展的新趋势。但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一种有限的突破，传统色彩的烙印仍然存在。但随着不同时期女商人所投射的文化意味来看，从反面形象、无名无姓再到乐于经商、大有作为，传递出了传统社会思想意识的嬗变，显示出价值取向的世俗化。

西南大学历史科学研究协会

本期文案：文案组周文艺

本期排版：新宣部彭思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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