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陈芳妹为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先后获得台湾大学学士（）、硕士（）以及伦敦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博士学位（），多年从事艺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其学术专长为中国青铜器研究、北亚艺术史以及考古美术史。该书主体部分即由她在~年间相继发表的五篇论文组成。共分五章，依次是：（1）宋代“金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2）“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人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3）金学、石刻与法帖之间的交会：《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拓石本残叶的文化史意义；（4）“与三代同风”：朱熹对“释奠仪式”的形成及影响；（5）十三世纪桂林府学释奠二图的新发现。另外，作者在全书之前，加了一篇导言，对该书的内容和意旨，集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和提升。

在“导言”中，作者开宗明义高度概括了该书的写作缘起、主旨以及简要的研究史。作者点明该书的焦点问题在于认为青铜时代青铜器形制或纹饰特征得以流传的转折点在宋代，缘于宋代使器物的复古成为运动。“宋代不只具备孕育复古的基本条件，更在诸多复古模式中，提供形成‘运动’的诸多条件，这是其他阶段或模式所罕见的特质”，即“宋以前的器物复古，是零星的，点状的，其延续性并不够明显”（“导言”第iiv页）。而宋代器物的复古“运动”，有其从“无意”到“有意”，从少数到多数，从中央到州县，从庙堂到居家陈设而形成“运动”的过程。其中关键在于新兴的饱读三代经典的士大夫，透过器物出土地点及铭文，证明是三代之器。这对于当时流行的集汉唐经典注疏大成的聂崇义《三礼图》所建构的三代器物认知具有矫正的作用（“导言”第v页）。该“运动”从点到面，由于士大夫及皇室的参与而出现新的“收藏”阶层，相继出版的《考古图》《重修宣和博古图》等，用图录具体体现三代的真正样本。这些样本，不只成为制造仿品的典范，形成“礼局样”，且被试图应用在《政和五礼新仪》等宋代礼仪中。

作者认为汉唐至宋之间，青铜器经历了一个复杂转变的历史过程。从汉唐“边缘”死而复生，而再被“推崇”，并跨越材质以“意象”说明铜器形象的再生。“北宋的礼器复古运动成功地改变汉唐以下到宋初集大成的三礼图示，而形成另一种新的三代意象，流传到近现代。所谓唐宋变革，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学与绘画之外，礼器复古也提供醒目的具体内涵。”（“导言”第viii页）作者试图将该书的研究跟唐宋变革相联系。

“导言”总结了该书的研究方法为根据考古资料、现存文物和传世文献进行考察，具体言之，多注意文物与社会文化的图像，特别重视新出的考古材料，尤其是未经解读却被忽视的面向，包括出土情景、器群关系、铭文及墓主身份等。结合文献记录，选取“三代铜器意象”再生的代表器群，重建人与物的可能关系。探讨宋代铜器背后观念的变迁，观念所来自的赞助阶层及其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基础的扩大与变迁。总之，图像结合文献，解读其变迁及其动因，是作者努力的方向。在问题的处理上，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社会学方法论的取向，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所得结论也更为扎实。

作者在“导言”部分对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通过作者在“导言”的自我介绍，便可对全书有一宏观了解。根据各章的具体内容，又可以将该书内容分作三大单元。

第一单元为第一章，讨论了“仿古宋器”及宋代“金学”，认为此二者互为因果，共同反映宋代文化中的复古思潮。深入剖析了宋代从“解经”到“考古”的过程，旨在论述宋代器物的复古，不只兼具一般复古通见的“收藏”与“礼仪”脉络，更建立随时检验收藏标本是否确实为三代标本的“考古”脉络。本章以吕大临《考古图》为焦点，讨论了北宋士大夫是如何建立了解三代铜器的方法与内容的。用较大篇幅详细讨论了吕大临《考古图》的来源、结构、撰写原则及其影响。进而讨论了北宋朝廷，特别是徽宗朝的礼制建设。指出“宋仿古铜器在这种复古礼制中，应是代表‘礼’中之‘仪’。在这其中，皇权在寻求与三代礼制相关的过程中被强调，昭示着天子与诸侯之间理想化的尊卑井然有序，这些仿古铜器，仿佛成为代表三代理想之政治秩序的象征及向往”（第22页）。

在本章的结论部分，作者再次强调：“北宋一朝士大夫与宫廷的‘再现三代’，实反映出儒家地位在北宋再度受到重视，与宋代新儒学的产生相辅相成。这种‘再现三代’是由士大夫与宫廷一起参与而产生的复古运动，在野与在朝相互激荡，具体落实在以士大夫为主，而朝廷也相继参与的‘金学’建立，以及宫廷为隆礼作乐所铸的复古宋器。”（第51页）“考礼于夏商之器，正字于鼎彝之间。”其意在加强皇权的权威，以及政权正统的合法性，重建社会及政治秩序。考古之铜器，跟礼乐用器是紧密相连的，说明其用意在于重建礼乐制度。朝廷祭仪以及臣下家庙制度皆是如此。（乐器、容器方面的仿古）配合新仪及新出三代古器物，朝廷于是乎在政和年间特别铸造了不少宋器（第41页）。

第二单元为第二、三章，讨论宋代复古运动的扩散方式。其中第二章论述宋代士大夫和皇室新价值观的形式，宋代器物复古运动参与阶层涵盖之广，以及复古载体的多样性、多元化。第三章则具体以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拓石本的流传为例，讨论“于古有据”的视觉图式上碑转拓的广泛流传，以及拓本如何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流传”脉络而做阶层的扩大与时空的转移。

作者认为，宋代士大夫和皇室新价值的出现，促使宋人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由于五代战乱及社会失序，重建政治社会新秩序一直为宋代皇帝所关心。他们不只认为皇权的至高无上及法定地位在礼仪中应加以彰显，也期望社会及尊卑的政治秩序得以在代表儒家三代典范的仪节中，透过理想中的礼乐教化得以重建，并得到士大夫群的支持。这些礼节及所牵涉的各种器用，祖述三代、追三代之隆的宋代皇帝尤为重视。这种重视，尤其表现在北宋各朝的礼制修订及复杂的礼仪中。”（第页）准确把握住宋代士大夫“考古”的根本目的在于重建礼乐教化与政治秩序。在论述中，作者还注意到道教对三代之器的渗透，以及三代之器对佛教、世俗的介入，从而较全面地揭示了三代之器在宋代的推广。

通过对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及其拓本流传的考察，作者认为：“薛尚功对古物视觉形象如实记录的态度，经过现代科学考古发掘材料的对比，显示了宋代士大夫了解古物过程中，充分显露其学术性的研究态度，其实也是宋代金石学的基本态度，和近代‘考古学’研究是契合的。”（第页）当然，从探究器物的目的和态度来看，二者确实相同，但事实上，二者所用的研究方法却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三单元为第四、五章，讨论随着儒学的扩散，上古青铜器样本如何进入国家祭典以及州县释奠的礼制中。以广西桂林至今犹存的巨碑为例，进一步说明拓片的辗转传拓对三代意象流传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该单元又可视作第二单元的延伸。

第四章讨论朱熹“释奠仪式”的形成和影响力，认为朱熹坚持放弃《三礼图》系统，改采于古有据的祭器，并且图绘一套以“考三代器物遗法”为名的图示，将“礼图”“祭孔”及儒家“道学”系统相结合，虽其生前未完全成功，却使得“三代意象”与地方学校教育及孔庙的祭祀礼仪结合在一起，透过地方州县学、书院及孔庙系统，建立了成套标准的仿制样式（第页）。此“三代意象”不只与孔子、朱子之学相始终、同样流布，而且在东亚文化意象的形塑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五章讨论了十三世纪桂林府学释奠二图，认为二碑是十三世纪初吴纯臣为地方释奠仪所立，不只是各类仪物的图像化，更将仪物在仪式中与孔子及陪祀的部位关系皆加以图像化，形成明白易懂的地方释奠二图，利于执行而在帝国边陲的桂林确立（第页）。本章具体讨论了祭孔释奠仪物图示的内容和侧重点，以及地方官员在释奠仪推行中的作用。以具体案例，深入讨论释奠仪的推行。

以三代青铜礼器为代表的“三代意象”在宋代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为何构建的？它如何衍生出影响后世深远的“金石学”？这是作者在书中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难点。陈芳妹教授“爬梳大量文献、文物资料，并拣选再生‘三代铜器意象’的代表性器群，清楚呈现出宋代从考古、博古、仿古到玩古的变化过程，并以图像结合文献，探索此一变革背后的动力，及其对后世文化史、器物艺术史的影响”。虽然该书由作者前后发表的五篇论文组成，但是这些论文之间彼此联系、互有呼应。从所发表论著目录来看，多年来作者主要围绕着三代青铜器以及宋代、清代祭器的研究之学术积累使得她探讨宋代“复古”及“复古运动”时游刃有余，并屡有创获。通过上述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分阶段地解析了宋代金石学的面貌及其政治文化意义。尽管该书成书历时15年，但显而易见它是作者学术规划中的沉潜吟咏。

在具体问题的阐释中，除了大量历史文献，作者还运用了大量的器物图示，其中既包括载于金石学、方志在内的历史文献著录，也有大量的馆藏文物和出土物以及作者自摄的器物照片。通过二者的互证，相关论点更为具象和结实。从该书的“致谢”部分（第~页）便可窥作者搜集材料之广、之勤。

在方法论上，该书与传统的艺术史方法有所不同，作者并非只是运用传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和视角。她将对三代礼器的研究，与其背后相关的人物和蕴藏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似乎更重视探讨“之所以如此”的内因，由此使得其研究结论并不局限于艺术史的范畴，而是从中映射出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的大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方法贯穿全书五章始终。这种研究方法对今天诸多学科的研究颇有启示意义，也许便是作者自谓的“社会艺术史研究”的路径吧。可以这么说，该书正因此路径，其学术意义才得以远远超越了艺术史，以及对宋代“复古”的探讨。这可能也是作者冠书名以“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的原因吧。

总之，该书堪称一部讨论宋代“复古”及“复古运动”的经典之作。

在受教之余，笔者拟对书中涉及的两个话题，谈一谈尚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何谓“复古”？难道“复古”“复古运动”只是宋代仅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吗？

“复古”话题曾经一度是考古学者和艺术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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