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小草莓驾到独家原创，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日本两千年前的弥生人已开始种稻食米，但熟米的加工技术要到平安时代（—年，相当于中国的唐贞元十年至南宋淳熙十二年）才出现。因此，良渚先民食用的米，应该还是粝米。明人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西南游日记五（广西）》中就曾记录明崇祯年间广西隆安的土著，“俱架竹为栏，下畜牛豕，上爨与卧处之所托焉爨以方板三四尺铺竹架之中，置灰爇火，以块石支锅，而炊锅之上三四尺，置一竹筐，日炙稻而舂”。清张庆长在《黎岐纪闻》中记“黎人不贮谷，收获后连禾穗贮之，陆续取而悬之灶上，用灶烟熏透日计所食之数，摘取舂食，颇以为便”。

民国陈铭枢在《海南岛志》中记黎族“取稻仅取穗梢，结之成束，悬晒竹壁，而储于仓，逮食时始脱穗焉”。李亦园先生年调查台湾日月潭邵族时，发现他们在种粟时代，粟都是整穗贮藏的，等到要吃时，才取一定分量春之，所春的分量刚够一日全家所需，绝不多春。现在吃的是稻米，舂米的程序也和舂粟相似，但每一次舂米的分量较多，大约够二三日食用。山原始民族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谷比米耐贮，南宋舒璘在《与陈仓论常平》中就曾指出：“藏米者四五年而率坏，藏谷者八九年而无损。”莫角山东边发现的两大浅坑被烧毁的稻谷遗存中，同时发现有穗轴、支梗之类的遗存。

如果此地确实是被焚毁的粮仓遗迹或被焚毁仓粮的弃置遗迹，则可说明良渚人采用的是和黎人一样用杵加工稻米，会产生较多的碎米屑，这些碎米屑先民们又是如何处理的呢？笔者由此联想到了太湖流域史前文化中常有出土的一种器物——刻槽盆。其内部带有凸棱（即刻槽），也被称为研磨器或擂钵。至于加工出来的“米粉”，可以做饼等粉食品，也可加在菜希里以增加汤羹的浓稠度。但这些只是推测，还没有相应的考古证据。

这种刻槽盆在上海青浦崧泽（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青浦寺前（崧泽文化）、江苏昆山少卿山（崧泽文化）、浙江安吉窑墩（崧泽文化）、嘉兴雀幕桥（崧泽文化）、嘉兴南河浜（崧泽文化）、海盐王坟（崧泽文化）等马家浜和崧泽文化遗址中，都有出土。雀幕桥遗址出土的1浙江海盐王坟遗址出土的崧泽文化刻槽盆件，为泥质红陶，胎体粗厚，外施红衣，易剥落。器形敛口圆肩，内壁刻有疏密不等的浅槽，但口沿处无流。食稻之民口径二十点八厘米、残高六点八厘米。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地层和遗迹中出土的刻槽盆数量较多，是此遗址常见的陶器种类，大多为粗泥红褐陶，少数为泥质灰陶。

其形态均为敛口，带流，内壁划放射状或叶脉状的密集细槽，外壁多饰细绳纹。浙江宁波慈湖下文化层（此文化层面貌复杂，既有河姆渡文化的因素，又有崧泽文化的因素）出土的刻槽盆，有流，器内壁刻粗凹槽，圜底，一件口径二十八厘米，另一件口径三十六厘米、通高十五厘米。浙江象山塔山遗址相当于崧泽文化的地层中也发现过刻槽盆，夹砂红陶，浅折腹，内有错向刻槽，口径二十四厘米这些资料说明，刻槽盆在钱塘江以南宁绍平原的史前文化中也有存在，很可能是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越过钱塘江不断向南传播的结果。但这种刻槽盆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只是偶有所见，出土数量不多。

浙江嘉兴双桥、余杭庙前（良渚文化早期）和浙江余杭瑶山遗址，报道过刻槽盆。刻槽盆在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中也有发现，浙江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的一、二期就出土过敛口弧腹的刻槽盆。甚至在东周时期仍有使用，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的东周文化层中就发现过刻槽盆。因此，刻槽盆在江浙地区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器具，与稻米加工形影相随。刻槽盆出土数量的多少，与稻米加工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技术粗陋时，碎米屑的量就多，刻槽盆的使用率就高，反之则低，这或许正能说明良渚时期刻槽盆出土量比之前少的原因。刻槽盆内的刻槽，早期的粗简，晚期的细致复杂，说明加工的粉越来越细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用刻槽盆加工煮熟的菱肉、莲肉、米饭等物，以得到糊状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