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时期，群舒采取的都是通吴叛楚，江淮地区和淮河的其他国家如蔡、胡、宋、沈、顿等国也与群舒相同，亲近吴国，与吴国和亲，背叛楚国。如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吴王光鉴，就是吴王光为叔姬准备的陪嫁媵器；还有蔡侯尊、蔡侯缶、蔡侯盘都是蔡昭侯为大孟姬所作。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小国为了生存，大国为了控制小国，谋求争霸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群舒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群舒以弱小之国敢于与强楚抗争，使楚“不克而还。春秋时期，大国间的相互战争已经成为必然，但是群舒对战争发生的诱因，发生的时间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群舒小国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朝楚暮吴，穷于应付。在楚国东渐、吴国西进的夹击下，群舒国家苟延残喘，风雨飘摇，相继成为徐国、楚国和吴国等附属国。群舒国家最终的结局几乎都是被楚国所灭。群舒地区的重要性随着吴楚争夺的中心由皖北向皖中进而转向皖东南的变化表现出来。史实证明，在楚国与吴国在江淮地区的长期争夺下，群舒左右为难，深受其害。归服楚国的时间居多，叛楚时间亦是不少，它们基本上是畏楚而亲吴，但随着楚、吴强弱形势的变化，也不断改变策略。

楚国对群舒地区的国家政策

与对其他的小方国不同。其他诸侯国家一旦亲近楚的敌国或者叛楚，楚国往往以武力攻伐来维护其统治权威。如陈、郑、宋、许、随等都因此被楚讨伐。而对群舒国家，先是威慑镇服，并不消灭之，之后群舒叛楚，楚派兵镇压灭之。除了一开始楚国强占群舒，之后几乎都是群舒先背离楚国，与外勾结，楚国才派兵征服，看起来楚国似乎是处于被动地位。

楚国重返江淮后对群舒的“灭之”以及本文题目中的群舒的“灭”，不是楚国对群舒国家实行战国时期的那种兼并战争，而是楚国采取间接统治的政策，即使群舒背叛，也只是出兵征服，重点打击侵犯的大国，而对群舒并没有进行毁灭性打击，仍然保留其原有的氏族组织形式，不迁动其百姓。楚国对群舒地区的控制大约在春秋中期左右。在相继打开“申、西之北门”以后，北上与诸雄争雄，又沿淮东下，加强在江淮间的发展与争夺。州来、向、钟离、英、六、桐、巢及群舒诸邦国均先后为楚所控制。从考古材料看，群舒地区的文化面貌仍呈多元化形态，区域性土著文化的色彩相当浓厚，但楚国文化与吴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反映。

器物间的交流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其青铜器之间必然有所区别。春秋时期江淮间有徐、舒等小国，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以徐、舒为主体的淮夷文化占优势。楚文化东渐以后，群舒文化发生了改变。群舒在前期的时候，社会组织比较落后，文化上仍然保留着土著的气息。从春秋中期开始，一些被楚国控制的邦国墓中可以看到楚文化因素。群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带有自身特点的，有带有楚国特点的，有带有吴国特点的等。器物的发现与群舒对外交流的历史是吻合的。下面介绍群舒文化的特点以及其演变融合并发展的特色。

群舒特色器物从19世纪50年代起，至19世纪80年代末，相继在舒城凤凰嘴，河口怀宁人形河、肥西小八里、安毛坦厂等群舒故地，发掘清理了十余座中小型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及少量的陶器等。青铜器主要的器形有鼎、盂、鬲、簋、缶、盘、匝、匕等。因为在这一地区没有发现较早的青铜器，器形、组合有着当地的特色，群舒铜器的主要因素应发自本土。安徽江淮地区是南北交融的重要地带，其文化的发展变化尤为复杂。

群舒文化作为江淮地区周代特殊的地域文化类型

需要厘清其在周代混乱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地域环境下，文化的交融发展及变化等重要问题。群舒青铜器均出于群舒故地，年代虽然有早晚之分，但风格、技艺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具有浓郁的地方土著文化的特色和地域风格，学术界称为“舒器。与其他地区出土青铜器相比，群舒地区的青铜器的形制，特别是造型上显然不同。虽然中原文化影响着其纹饰、铸造，礼制等方面，但是其形制如动物的形象和奇特的造型，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原始气息，保持着氏族社会的朴实之美。

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兽首鼎：又称牺首鼎或牺首。江淮地区主要出土于舒城、怀宁、庐江等地。形制大致是三蹄足，两足在前，一足在后。鼎体上方伸出一兽首，头上犄角，双眼圆睁凸起，背后有扉棱作尾部，兽首似兔、似羊、似牛等。鼎上有盖，盖上有环纽，附耳直折向上，折沿，垂腹。兽首鼎独特之处在于兽首和容器是连铸的，没有流口，密合盖置于兽首的后颈。这种器形设计独特，可能是祭祀的礼器。兽首鼎最具有群舒的文化特征，是群舒青铜文化里最突出的代表性器物。

曲柄盍：又称异形盂，鬲形盍，颇形岙，流颇，也是群舒故地出土较多并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江淮地区主要出土于舒城、庐江、六安、肥西、怀宁等区域。盂的下半部呈三袋足鬲形器，腹部置一短柱形流，流的一侧置一錾，多为卷曲形。錾，一般由两截组成，上半部作卷曲角状，或顶端作兽首反顾状；下半部为圆筒状，两半部分的连接处的銎口各有一对穿孔，通过穿孔把整个盍连接成一个整体。盂的上部有三种形式，一是敛口钵式，一是侈口盘式，一是碗形盖。群舒中的盂形制十分奇特，保留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盂的遗风。群舒出土的这种盂应该不是酒器，而是炊器，大概是用来加热或蒸熟食物。师张爱冰先生认为曲柄盂的盛行与弃用，正与群舒文化发展相始终，是研究群舒文化的一把钥匙。

铜鼎。这类鼎是指在同一的墓葬中成对出现，所以又称对鼎、双鼎。两个鼎无论在大小，还是形制、纹饰上都是一模一样。在舒城凤凰嘴出土的对鼎与舒城河口墓出土的对鼎相似，附耳、垂腹、子目圆口、盖上有一个铜棍，可以穿过鼻纽直达两耳之间，对鼎，立耳、有盖、方唇、圆口、浅腹、圜底、三蹄足，鼎，立耳外撇，盖上有扁鼻纽，腹部饰有兽首纹，膝上饰兽面纹。怀宁出土的对鼎与六安思古潭出土的对鼎相似，立耳外侈、腹部横宽有扉棱且饰有细蝉纹、云纹。除了上述的器物外，群舒的诸墓中还有尊、盘、匝等，但不是普遍出现。

群舒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主要以兽首鼎、曲柄岙、簋、缶、对鼎为主，或兼有匝、盘等青铜器，与别的国家的中小型墓葬的青铜器礼器的组合不尽相同。群舒器物的纹饰，多以兽首纹、重环纹、环带纹、卷云纹、弦纹为主，其中也有楚国盛行的蟠螭纹、蟠虺纹等。既有自己的创造，也受到它国等的影响。春秋初期，群舒的社会还是相当的封闭的，文化也相当独立，这个时期基本上还看不到其他国家对群舒产生多少的影响。楚文化的不断东渐，给群舒文化的不断演变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过开始的时候，文化是相互碰撞的，楚文化的传播是有限的，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直到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群舒的土著文化逐渐减弱，楚文化开始风行。

带有楚国特点的器物春秋中期后，楚之疆域不断向四周扩展，与周边地区在文化上相互影响、渗透、又各自反映着区域性文化特征。1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长期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随着楚国在江淮地区的拓展，群舒与楚国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也在不同程度受到楚国的影响。春秋晚期，随着楚国在江淮地区的势力进一步的强化，群舒地区不仅在战略格局，而且在文化面貌上也有显著的变化。地方土著文化的因素在逐渐减弱，代表性器物牺鼎类青铜器基本不见，相反楚文化的影响却越来越强烈，出土了大批楚式青铜器，高度发达的楚文化似乎已形成了融合、取代之势。1其中舒城九里墩春秋墓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