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26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艺术史系王海城老师为复旦大学的师生带来了讲座“什么是艺术史”。讲座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秦小丽教授主持。

主讲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艺术史系王海城教授

主持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秦小丽教授

王海城老师以考古学与艺术史二者的比较为引，从《罗越与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出发，探讨了艺术史的独到之处何在，介绍了艺术史的风格分析是如何进行的。

一、什么是艺术史研究的风格分析？

艺术史的风格分析和考古学的类型学类似，都是对器物做出的分类，但不像考古学要借助地层学进行器物排比。

艺术史风格分析的对象是经过刻意设计的事物，而考古类型学的对象通常是普通的日用陶器，这些陶器的变化往往是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无心的变化，而非陶工有意识推动的。

龙山蛋壳黑陶杯、曜变天目茶碗、马家窑彩陶，它们的视觉效果都是经过刻意设计的

考古类型学与艺术史风格分析最重要的区别是两者的终极目标不同。考古学主要借助类型学获得相对年代，而艺术史则是要通过类型排比来推测器物演变背后的逻辑。

案例：描述铜觚演变的逻辑

第二件觚相较于第一件更高且细瘦，更好体现了出从足部到口沿的弧度。花纹从一个条纹带变为布满整个下半身。

第三件觚有了束腰，弧度更大。外部结构清晰地分为三段，下部凸起的扉棱装饰加强了器身纵向伸展的态势，上部逐渐变窄的焦叶纹强调了器口的向上和外翻趋势。圈足部位加厚出阶，增加了稳定性和厚重感。

第四件觚圈足出阶更高，唇部加厚。这些细小的变化得到了显著的视觉效果，使其显得更为高档。

第五件觚每段都有很高的扉棱，并且翘出器口与足部，勾勒出整个器物的弧形线条，也使得空白分段的结构感更强。

第六件觚的设计者出人意料地在以上增加分段的趋势中减去一段，回到三段，令大家觉得设计新颖、干净利落。

艺术设计是人类发挥想象力的普遍方式，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有行为，因此需要研究这种行为。艺术史与考古学都希望通过物质遗存复原当时人类的行为，但艺术史涉及人群的范围是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和艺术相关的人群，包括王侯将相、富商大贾这些艺术的资助者、艺术家的各类助手以及艺术品的观众。艺术史研究的焦点是人类的心理，包括设计者的动机、设计者对观众心理的揣摩、观众对艺术品的反应等。

二、艺术史如何透物见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简单回顾罗越总结五种铜器风格的过程：

材料、假设与其他因素

罗越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分散在西方各个博物馆的年代未知的藏品。他在对铜器分类之前，做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这些铜器一定有早晚变化，二是能通过变化推测出变化的原因，即演变的逻辑。

同时也有一些客观因素：铜器是从无到有的一种新生艺术形式，所以罗越认为可以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形态和有铭文标识的西周早期铜器，作为他研究的铜器的上限和下限；并且在铜器的早期发展阶段，制作铜器的作坊可能还不多，因此可以捋出一条发展的主线。

一式铜器

依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形态挑选出每一类器型中最早的，得出一式铜器。这些铜器共有的纹饰特征是非常细的阳线细纹。

铜盉在陶器中的祖型。

一式铜盉。二式铜盉。

二式铜器

挑选出比一式铜器在形态上稍晚的构成第二组，它们与第一组整体上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在功能或外观上有所改进，如铜盉从轻薄变得厚重。这些铜器都有绕器身一圈的纹饰带，每条纹饰带都有三个纹饰单元，在没有鋬的圆形器物上，三个纹饰单元都是双目纹饰，在有鋬的器物上则是一个双目纹单元被两个单目纹饰单元夹持。这种三分带式的动物纹结构是二式铜器的特征。

三式铜器

找出与二式铜器在形态上最为接近的铜器构成第三组。如三式铜盉继续了趋于厚重的做法，鋬变为了有动物生命的、近乎圆雕的配件，流加上了眼睛，口部加厚，整个器身布满了精密的螺旋纹和羽纹，但三式铜器上的动物纹结构有被纹饰湮没的危险。

三式铜盉。二式铜卣。三式铜瓿。

铜卣上的双目纹让人感到有一只动物在盯着我们，而铜瓿上的双目在繁缛细密的螺旋纹和羽纹的包围下，其动物意味反而没有那么浓厚。

四式铜器

罗越通过对设计者和观众心理的揣摩，猜测到有些设计者和观众对没有组织的三式花纹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以这个问题为突破点，找出了四式铜器。四式铜器上的袋足已经变成了规范的柱状袋足，器鋬的比例更匀称，至关重要的是花纹变成了两层，有明显的主纹和地纹的分别，清晰地凸显出了主要的动物纹饰结构。稀疏的主纹和地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晚的四式铜器只保留螺旋纹作为地纹。

四式铜盉。四式铜斝，这件铜斝尤其重要，因为它捕捉住了设计者做出变化的瞬间，铜斝颈部的纹饰带仍保持了三式均匀统一的风格。罗越的五种风格并不是时代风格，而是一系列设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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