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晤总题］

读

「金沙玉工Ⅰ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

考古学揭示

在中国文明形成之初

玉工之精致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平心静气

由细微处入眼

我们领受到

高精摄影和微摄带来的

从未有过的震慑感觉

我们看到了

肉眼所不曾见到的

切割琢磨痕迹

由微观解读宏大叙事

使我们获得了

琢玉技能更多的信息

感受到了文明行进的足音

电子时代的众生，很多爱书人都主选电子书阅读，选择网络阅读，纸书似乎到了穷途末路。不过有些品种的纸版书籍，出版却是越来越兴旺，如文物考古类图书出版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品质也更加高雅了。

又一本新书摆在面前，关键词是考古、玉器、金沙遗址。

虽然藏书不丰，觉得自己也可以勉强算是爱书人。每年都会看到一些新版的专业与非专业的书籍，也许是愈发老迈了，不大能感觉到很容易打动自己。

可是，这一本不同，这是本写古玉的书，并不是因为它的厚重与印刷精美征服了我，恰是它的细节，微小的细节，让我感觉到了那一个古老时代的脉动，它着实打动了我。

这是最新出版的《金沙玉工Ⅰ：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王毅、邓聪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年9月），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考古中心与金沙遗址博物馆通力合作的结晶，为全彩印8开本煌煌巨著，双手捧起之时，已经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研究者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的大多数器物，大略都将它们归入两大范畴：玉石器和陶器。人们一般会将陶器与日常物质生活相联系，而将玉石器中的艺术品与精神生活相联系。这个划分当然并不严谨，在一定意义上也未必不可以这样解释，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

对于史前时代的考察，我们的研究很长时期都是以陶器为主要对象。众所周知，考古中大量史前玉器的出土，许多发现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认识，也改变了学术上的传统观念。越来越多的发现甚至一度让研究者对考古时代的划分提出质疑，我们是不是应当在石器、青铜、铁器时代之外，再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来？

提到这个特别的概念，让人自然想起春秋时曾与楚王论剑的楚人风胡子，他就提出了类似“玉器时代”这样的概念。

风胡子对楚王讲述工具兵器演进的历史，他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通平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向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

风胡子说出了以石为兵、以玉为兵和以铜、铁为兵四个前后接续的历史阶段，他的认识其实已经有了考古学的眼光。

当玉器进入现代学术视野，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史前时代的认知。玉器精美高雅，在古老的时代，它可并不是如现代人手中的玩赏之物。玉器不仅内存着自然之精华，更集聚着人心之信仰。不可设想，如果没有留存下来大量玉器，我们又能怎样更准确理解先人的内心世界？

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的信仰，因为时代久远我们不能获得清晰的印象，但是信仰通常化入各类艺术中，许多遗存下来的艺术品都是信仰存在的证据。

考古发现了许多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史前中国经历了两次艺术浪潮的洗礼，一次是彩陶浪潮，一次是琢玉浪潮，两次艺术浪潮都与信仰传播相关。正因为经历了这样的艺术浪潮，我们由浪潮涌现出的艺术品看到了史前人信仰的形色，信仰有了艺术的依托，有了后浪推前浪般大范围的传播。

近年来对于两次浪潮艺术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相比而言，琢玉研究远远超过彩陶研究，研究者众多，研究手段与方法多样，成果斐然。在琢玉研究中有一个团队特别引人注目，它就是由邓聪先生领导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考古研究中心，近十多年以来，这个中心与内地若干研究机构合作，有序开展出土古玉研究，取得许多新鲜成果，为学界所侧目。

研究者注意到，考古发现集中出土玉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并非是在中原核心区域，却多是处在周边区域，按照大体年代排序，先在东北，次在东南和南方，再次是西北及西南，呈周边包围中心的态势。邓聪先生的团队和这些区域的机构多有合作，合作成果先是有《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和《良渚玉工》的出版，新近又有《金沙玉工Ⅰ》问世，据说仍然还有其他著作等待出版，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琢玉研究的一个学术大系列。

粗略统计金沙遗址出土玉器总量不下件，以璋形器为大宗，有“数百件”之多，因为陆续有出土，准确的统计数字并没有见到。既有长超半米大璋，又有不过手指一般小璋，大小璋各约半数。研究金沙玉器，玉璋为重中之重，所以《金沙玉工Ⅰ》将玉璋作为研究首选，也是理所当然。

金沙遗址出土玉璋

观察认为金沙玉璋多数为古蜀人在当地制作，少部分来自中原，也有一些往南传播极远。金沙玉器课题组的研究，与以往的路线一样，是由琢玉工艺入手，正如书序中提到的，工艺也属文化，但又不是一般文化视角所能解决的问题，还得通过技术手段通融。

古代玉器的研究，主要涉及原料、工艺、形纹、用途、意义诸方面，而以工艺研究似乎难度最大。邓聪先生有多年的研究积累，更有许多实验经历，再加上拥有的高精摄影技术，研究琢玉工艺，显然是驾轻就熟了。

许多研究者都被出土玉器所吸引，不过以往研究者观察玉器，能接触实体标本的机会并不多，一般依赖的是清晰度不够理想的图片和不十分准确的线描图，所得结论往往会有偏差。研究团队采用微距拍摄，观察由细微处入眼，刮目观玉，由微观解读宏大叙事，获得琢玉技能更多有效信息。这里说的刮目，是想比喻微摄手段，它如同是擦亮了眼睛一般。

金沙遗址出土玉璋细部

在以往出版的著作中，邓聪先生已经多次让我们领受到高精摄影尤其是微摄带来的震慑感觉，让我们看到了肉眼所不曾见到的切割琢磨痕迹。在微摄镜头下，我们看到玉璋之扉牙如猛兽入山如青龙出水，看到了绳与砣带着解玉砂走出来的条条细径。

玉璋扉牙间的阴刻直线纹

这次《金沙玉工Ⅰ》以玉器美图为主打，也附有若干篇研究文字。合作双方对玉璋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它在金沙出土最多，香港也有出土，大家对合作研究都有很高的兴致。

不少研究者逐渐感觉到，对于古玉研究，视野要放宽，要放到大范围考察，才可能一步步深入。而玉璋更是如此，由于分布地域很广，南北跨越数千公里，这对于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空间。

玉璋的起源，是个重要课题。一般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首先出现了造型独特的玉璋，它东向西传播到河南和陕西。玉璋是二里头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在陕西石峁遗址也出土大量玉璋。由于玉璋所处时代的特殊性，研究者很自然地将它与礼乐文明的出现联系起来。

璋之名，也在探究之中。玉璋又称牙璋，它的下端两侧都饰有奇特的扉牙，这也是一个谜。先前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郑光先生，他将二里头牙璋柄部两侧的扉牙称为“张嘴的兽头形饰”。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出一件牙璋的邓聪教授认为它就是龙的抽象表现，所以他认为大部分牙璋可以称为“龙牙璋”。

璋，其实还是一个未完全开解的谜。半璧为璜，半圭为璋，汉代时有这样的解释。我们知道在《诗经》里，还有弄璋弄瓦的诗句。这些都是理解玉璋的重要线索，但却不足以解释玉璋的传播动能。邓聪先生主张在东亚视野下观察金沙牙璋之源流，由此他提出了牙璋在初期中国秩序建立中所起到的作用。

邓聪认为，距今年前后，牙璋在山东地区起源。在距今约～年前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现大型牙璋，牙璋成为王室宫庭重要的礼器，它是国家政治制度存在的证据。

我们再往南看，从长江、珠江和越南红河流域出土牙璋表明，距今约～年前二里头牙璋向南传播，度过长江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及至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牙璋大规模向南扩散，揭示南中国与东南亚北部进入青铜时代文明的开始，也是文化与信仰认同的证据。

通过全面排比，根据牙璋的分布范围观察，邓聪认为这与后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而这牙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夏的核心玉礼器，可以看作是早期中国国家文化的符号，也揭示出二里头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雏形。

玉器特别是玉礼器，它们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估量。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玉工之精致，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玉工和玉义的研究，前路迢迢。

这样看来，古中国真的可能经历过一个玉器时代，而且它贯穿了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正是大量的玉器，记述着那个久远年代的历史与信仰。在我们这个崇玉之国，研究古代文明而离开玉器探索，要得到准确的结论恐怕很难。研究玉器，仅是由技术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用心。古人琢玉，用心尽力，今人研玉，也得宁心静气。

由《金沙玉工Ⅰ》带来了一种新气象，刮目观器，宁心解玉。金沙出土玉器除了玉璋，还有其他不少器形，课题组正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研究，我们等待着他们更多新成果问世。我们相信，未来的玉器研究成果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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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本原刊

《中国文物报》年7月1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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