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至11月，为配合余姚市梨洲街道花园新村1-6号地块的出让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单位，对该地块内前期勘探发现的汉六朝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遗址地处明清时期的余姚县城南城的巽水门外，地势低洼。发掘表明，该地块原始地貌北高南低，北侧为受潮汐活动影响而形成的灰黄沉积土高地，南侧为宽广的水域。本次发掘平均深度约1.3米，地层堆积可分五层。遗址主体堆积为一处汉代濒水遗存，也有少量的六朝遗存。共发现了河道、临河护岸、木构设施、灰坑等遗迹十余处，出土陶、瓷、石、铜、木、骨器等各类小件标本余件，还采集了一定数量的动植物遗存。

临河护岸：4组。主体皆由木桩构筑，木桩底端削尖，打入生土。1号护岸结构复杂，由南北两组木桩构成，东西向沿着台地边缘外弧，全长约12米，北侧第一组木桩内侧（近岸端）置横木或横向叠置竹竿，竹竿内侧再以纵向的竹子加固。第二组木桩又分两排，呈人字形交叉，内侧同样横向叠置竹竿。推测1号护岸的两组木桩之上可能搭建有木板形成栈道，木桩内侧横置的横木或竹竿起着挡土的功用。2号护岸位于1号护岸南侧，间距约5.7米，东西长28.1米，木桩内侧同样见有横向叠置的竹竿。2号护岸中部还见有伸向南侧水域中的两排木桩，推测为供舟船停靠的栈桥式码头。

木构设施：4组。1号木构设施位于发掘区北部，1号护岸东侧，平面整体近长方形，方向度，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约3.7米。主体由木桩构筑，各排木桩的排列左右交错，西、南部的木桩外围有竹编。南部木桩之外有用细竹子削尖后密集插入地面形成的竹篱。4号木构设施位于遗址中北部灰黄沉积土台地上，1号木构设施东侧。平面形制大体为圆角长方形，方向98度，东西长约5米，南北宽约4米。主体由直径6～8厘米的木桩构筑。该组木构设施西侧、北侧有两重木桩，内部有坑，坑内出土了草鞋多只。

出土遗物：余件。陶器以泥质黑陶、灰陶器为主，主要器型有罐、盆、钵等生活类器皿以及纺轮、网坠等生产用具。釉陶器、印纹硬陶器也有少量出土。青瓷器集中出土于扰土层，可辨器型有两晋、南朝时期的越窑青瓷盏、湘阴窑碗，还见有鸟头瓷塑。铜器见有五铢、剪轮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铜钱及铜削、铜环等。木器见有盆、梳篦及各类加工后的建筑材料。此外还出土有大量的砖块、板瓦、筒瓦及少量的云纹瓦当等建筑构件，骨器也有零星出土。

简牍类文书是本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收获，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封检、木觚、正反面墨书的木板各一件。封检残长22、宽5.6、厚0.8厘米，底部有封泥匣、穿孔和沟槽，检面墨书经红外扫描后或可释读为“王仲邮棨”。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全长46厘米，由一根木材纵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刷朱漆，五行皆有隶体墨书。木觚虽然有所残损，但仍可辨识出余字，初步释读可知，其内容为东汉永平十七年（74）“天帝使者”为余姚县官□乡临江里男子孙少伯祈福禳病而告社君的文书。

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全面认识本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具有鲜明的濒水特征，木构设施中木、竹类材质的构筑工艺皆可溯源自本地区的史前遗址。遗址出土的木觚文书，是余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证，更是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同时，遗址濒临明清时期的余姚南城，与东汉晚期以来的余姚县城隔江相望，可以说是余姚南北双城的雏形，对研究余姚古代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知识链接

一、余姚市花园新村建造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由多家单位联合筹建的居民小区。花园新村正门的西侧原有花园桥，花园桥又因位于明代光禄寺卿陈焕府邸的花园附近而得名。

二、汉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有竹、木两类。圆木被削成柱状的多面体，被称为觚，是简牍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木觚有三棱、四棱、六棱甚至八棱多种形状。木觚各面写了还能再削，削了可以再写，如此反复，有些木觚的棱就不明显了。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木觚刷有朱漆，墨书显然是一次书写而成，凸显出其特殊的功用。

三、为了使送递的公私文书保密，使用一枚木简盖在上面，并在缄绳的交叉处押封泥，若有人擅自开启，便有痕迹可查。这枚发挥封缄作用的木简被称为“检”，检面上通常题写了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寄送方法，相当于今天的信封。受书写材料、埋藏环境的影响，简牍上的墨书常会淡化，通过红外设备进行摄影或扫描，可以发现在可见光下观察不到的细节。附图中的封检就是红外扫描后的影像。

四、天帝是东汉时期的至上神，“天帝使者”是天帝信仰的衍生物，常见于东汉时期的镇墓文、买地券中。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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