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晚期，楚大约占有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的大部分以及河南南部，甚至江苏、山东南部的部分地区，贵州东部、重庆东南部也有部分在楚的控制之下。秦灭楚后，楚地为秦所有。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湖北地区的今襄阳市、丹江口市、荆州市、荆门市、孝感市，湖南的长沙都分布着较多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秦人或者含有较多秦文化因素的墓葬。但安徽、江西地区则仅见部分墓葬含有秦式兵器。

襄阳王坡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

襄阳，西周时属周王朝在南方的嫚姓诸侯国邓，春秋时期邓为楚国所灭后属楚邓县。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秦取楚邓县，襄阳由此开始成为秦地；秦朝时，汉水以南属南郡，汉水以北则属南阳郡。

王坡墓地位于古邓城正北约4公里处，墓葬时代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其中，发掘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99座，均为中小型墓葬，除1座长方形竖穴洞室墓外，余者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竖穴土坑墓中，大多数口大底小，只有少数者口底同大。部分墓葬在墓底两侧设生土台，个别墓在四壁设广三土台，墓葬以南北向者为主，东西向者仅18座，少量墓葬设有头完。绝大多数墓葬人骨架保存不全，可辨葬式者皆仰身直。唯一的一座洞室墓为平行式，直壁竖井式墓道，南北向，头向北，葬式不明，墓室比墓道低、两者之间呈台阶状，北壁设头盒，随葬陶鼎、壶各1件，陶盒、陶豆各2件，以及铜权、铜镜各1件。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组合形式主要为单纯的仿铜陶礼器或日用陶器或仿铜陶礼器与日用陶器的混合组合;但亦有部分墓葬随葬铜礼器鼎、壶、舫、蒜头壶以及铁器。仿铜陶礼器组合主要为鼎、盒、壶，有的有豆，有的无盒。日用陶器主要为壶、罐、盂、釜、黎。

根据器物组合与类型演变、出土的一件有“少府”、“三十四”纪年铭文的铜戈，以及“半两”铜钱，可以确认这批墓葬年代在战国晚期至秦代。其中，“少府”为秦官名，始设于战国晚期：“三十四”当为纪年铭文，战国晚期秦国仅昭襄王在位超过三十四年，而秦昭襄王三十四年为前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襄阳即己为秦地。《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认为这批墓葬可分为战国晚期与秦代两期。

战国晚期随葬仿铜陶礼器鼎、盒、壶、豆，日用陶器罐、壶、盂、黎、釜，日用铜器黎；秦代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鼎、盒、壶、豆，日用陶器罐、壶、盂、黎、釜、瓮，日用铜器蒜头壶、蒜头扁壶、小口瓮，且有墓葬随葬铜礼器鼎、壶、钻、匝、勺。

虽然这些墓葬的年代在秦占领襄阳以后，但除一座洞室墓外，在形制上却仍然以楚式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撑墓为主。由于人骨保存状况极差，可以辨别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完全不见屈肢葬。棺椁可辨者均撑内分箱以分别放置器物，木棺也俱为长方形盒状平底棺。头向可辨者多为北向，这一点却与楚人葬俗中常见东向和南向、秦人墓葬中常见西向不同。

在随葬器物上，陶礼器组合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晚期楚墓的陶礼器组合，以鼎、盒、壶为主，且多以偶数成套随葬，其中的高蹄足鼎、圈足壶等都具有浓厚的楚文化特点。以铜器随葬的墓中，鼎多为子母口、附耳、腹微鼓，圈底近平、高足且横剖面多呈棱形的楚式鼎；云雷纹地蟠璃纹铜镜、羽状地草叶立鸟纹镜也是战国时期楚地的流行样式。

在随葬日用陶器的墓葬中，其组合上却又多呈现出秦墓的特点，所出器物中的黎、釜均为秦文化的典型器物，也与关中地区战国晚期秦墓中的同类器物相似。铜蒜头壶、蒜头扁壶、黎、小口瓮、弦纹镜、“半两”钱更是典型的秦式器物。除楚文化与秦文化因素之外，越文化的因素也出现在王坡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中，如扁腹、折耳、近平底、细高足外撇的陶鼎，而舫则无疑是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

总的来说，虽然王坡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具有文化因素上的多元复杂性，多种文化因素兼而有之是这些墓葬中普遍现象，但其主要因素还是以楚文化为主或以秦文化为主。如M7，为王坡墓地战国晚期至秦代唯一一座洞室墓。随葬仿铜陶礼器鼎、盒、壶、豆。其中，鼎、壶、豆均为楚式风格，而盒则与西安南郊秦墓、西安半坡战国晚期秦墓同类器相似，随葬铜镜也为楚文化风格的四叶立鸟纹镜。

M34，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墓室口大底小，由棺木灰痕知葬具为一撑一棺，梓平面呈H形，平底方棺；人骨无存、葬式不明，随葬铜鼎2件，铜小口瓮、蒜头壶各1件，陶豆4件，玉璧、铜带钩各1件。其中A型铜鼎为战国晚期楚式鼎特征、豆亦为楚式，但B型铜鼎、铜小口瓮、蒜头壶则均为秦式器。

大约从春秋晚期开始，襄阳地区的楚墓就流行小型墓为鼎、敦、壶，中型墓为鼎、敦、壶、盘、匝的基本陶器组合，但在战国晚期后段即公元前年秦拔郑之后，呈吕、邓、焉a地(今江陵、宜城、襄阳)一带归秦，这些地区的墓制便发生了重大变化，楚系墓断然减少，墓葬的基本陶器组合也变为中原式的鼎、盒、壶。但是，这种变化仅限于器物组合，器物形制则仍然是以楚式特征为主。

而战国晚期以来，典型的秦式器物蒜头壶、茧形壶、釜、黎开始大量的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墓葬中。这一现象只能是秦占领襄阳地区之后将自身的文化甚至中原文化带到了这里并影响了当地文化的结果。在影响楚文化的同时，深入楚地的秦文化自身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洞室墓M7显然是秦人惯用的墓葬形制，但其中的随葬器物却大多是楚式的，这一现象当是秦楚文化互动的极好注解。

长沙秦墓

“湖南地区被秦占领的时间早晚不一，楚黔中地，被秦统治的时间较长，约有半个多世纪，其余地方包括长沙地区在内，大概只有十多年到二十多年的时间是被秦人占领着。，目前在湖南地区秦文化遗存依旧少见，主要在长沙地区发现了为数不多的分散秦墓。

在墓葬形制上，除一座洞室墓外，长沙地区的秦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有些墓还有大、中型楚墓常有的斜坡墓道，有的墓葬则在棺椁以外施以白膏泥；棺椁多有左右边箱。葬式均不明。随葬器物以楚式的鼎、盒、壶、豆、盘、匝、勺为主，但亦出土有部分秦式器物，如铜、陶质蒜头壶、“少府”铜戈、素地弦纹镜、“半两”铜钱。

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洞室墓长沙烈士公园M18，长方形竖井式墓道，南北向，墓室位于墓道南端，葬式不明，随葬有罐、钵、铜戈，以及宽弦纹铜镜1件。罐、钵、铜戈的型式不明，但宽弦纹铜镜当为秦镜，直线式洞室墓也出现在战国晚期，则此墓年代在战国晚期至汉初亦当不误。

泪罗市永青村M36为带斜坡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南北向，墓道在南;棺椁无存，但据随葬器物位置可知其有左右边箱与一个足箱；随葬陶鼎15、盒13、壶4、罐4、勺10件，铜剑、矛、戈、宽弦纹镜、素面铜镜、蒜头扁壶等各1件，并出土有若干“半两”铜钱。其中，弦纹镜、素面铜镜、蒜头扁壶、二半两”铜钱均是典型的秦式器物；蒜头扁壶为秦式扁壶与蒜头壶的融合形式，小圆口做六瓣蒜头状，束颈，椭圆形扁腹，长方形圈足，肩上有2铺首衔环，与湖北云梦秦墓、湖北襄樊郑家山中同类器物相似。其年代当在秦代或汉初。

通常认为，战国晚期楚墓中随葬仿铜陶礼器的风气依然相当浓厚，而秦墓在这一时期则多随葬日用陶器。长沙烈士公园M18采用关中秦人惯用的洞室墓并仅随葬日用陶器以及秦式铜镜，应当是秦人墓葬;泪罗市永青村M36墓葬形制以及仿铜陶礼器均为楚式，但又有秦式器物随葬，其或许是楚人墓，但也可能是秦人被楚文化所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