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著名的“哲学三问”不仅是需要每个人倾尽毕生时间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认真探究的文化母题。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未曾断绝，它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准则，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答案。

每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可能都是从那一句脍炙人口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开始的，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不仅深入人心，也令每一位中华儿女为之自豪与骄傲。

可是，一些学者却对此说法提出了否定和质疑，例如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先生，就对中华文明史的时间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石激起千层浪，易中天的文明史

年，易中天在央视知名节目《百家讲坛》“开坛论道”，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及“易中天品三国”，其中，后者一经播出便收获了一众历史迷和文学爱好者的赞誉，成为了一档现象级的讲座节目。

一时间，易中天名声大噪，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教授成为了备受赞誉与追捧的文化学者，他的不少观点和看法也被人们广为传播、津津乐道。

年，易中天发文声称自己将退出大众视野，用五到六年的时间潜心写作《易中天中华史》，力求以全球视野看清中华文明。

年5月，万众期待的《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出版了。

没想到这本书一经发售便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该书中易中天先生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他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年的历史，而非传统认知的五千年。

这个爆炸性的观点也被刊印在了这本书的封面上：“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易中天也强调：“我们是年文明史，以后不能说五千年文明史。”

那么，易老师是如何得出这一与大众观念相去甚远的观点的呢？他的理论依据又来自哪里？

以二里头文化为源头的信史

其实，易中天先生的这一观点并非出自他的一家之言。

我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于年发表《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邹先生提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就是二里头文化，从此开始，中国古代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文明时代。”

二里头文化是指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存在于我国河南省一带的古代文化，它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堪称“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文化在政治上完成了从氏族部落到大规模军事联盟的进化，在经济生产上，稻粟并举，并且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礼器铸造技术，在文化上，影响夏周两代王朝，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第一块基石。

正是基于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政治实体这一观念，邹衡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应从二里头文化算起。

而易中天先生也吸纳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并将之运用到历史学中，提出了年文明史的观点。

以考古成果佐证历史，而非以史书记载测算历史，体现的是一种更为严谨的“信史”观点，也就是说易老师所说的年的历史都是有据可查、有物可证的确信的历史。

当然，也是一种狭义上的历史，易中天的观点提出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上和学界的不小争论，虽有如徐宏等学者为其站台支持，但更多的是质疑和批评的声音。

质疑与反对，中华五千年的例证

“年文明史”的观点，其底层理论来自西方国家对“文明”所设立的标准。

《最初的文明》一书中，作者援引了克拉克关于文明的三条标准：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建筑，这一观点后来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和普及。

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国外的观点并不能成为断代中华史的根本依据，因为我国的文脉从未断绝，各种传说、史料留存详尽丰富。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就描述了三皇五帝的传说，并详细记录了从炎黄二帝到尧舜时代的世系图谱，《夏本纪》中也讲述了夏朝的源起与发展。

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最早提出了“中华五千年”的说法，他正是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计算的，这一说法又被宋教仁所推崇，中国同盟会也沿用了此观点。

梁启超先生曾说：“彬彬哉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光焰相续何绳绳。”

可见，虽然“中华五千年”只是讲一个大致的时间，但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中。

苏联专家的“一万多年”观点

苏联哲学家司徒卢威曾写了一本书《古代的东方》，在这本书中他称中国至少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司徒卢威所说的这一万年，其实是指中国的文化史，早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就种植粟、水稻为主要农作物，农业发展同西亚并列领先世界。

近代考古发掘为之提供了有力佐证，上世纪60年代，我国江西发现新时期时代遗址，仙人洞遗址，在洞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产生活工具，其中陶器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陶器。

但是，“文明”和“文化”并不是等价的词汇，“文化”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更大，“文明”则是更高阶段的文化，诚如前文所提到的，仅有原始氏族社会生活痕迹，并不代表此地就出现了文明。

综上所述，不论是狭义的“年文明史”观点，还是普世的“中华五千年”观点，亦或是“一万年文化史”观点，归根结底在于其判定依据不同、站位角度不同。

第一种是以严格的“文明”定义为依托，凭借考古资料得出的信史，第二种则是以古籍经典为佐证，更看重民族性和文化属性，第三种是站在更加宏观的“文化”视角，拉长了中华民族的时间轴。

所以，这三种结论并不存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对错关系，就像一个新生命，既可以从其胚胎萌芽时期计算起，也可以从其呱呱坠地之时确定年龄。

“知来处，明去处”，唯有探明了我们的生命缘起何方，才能更坚毅地回答我们的脚步该迈向何处。

但无论如何计算，我们都应明确，中华民族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至今、未曾断绝的古文明，这本身就足以树立我们的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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